庫爾班江·賽買提2007年采訪記錄制作桑皮紙的老人。 （照片由本人提供） 5月24日，帕提曼·阿不力克木完成博士論文答辯，從中國傳媒大學畢業。 （照片由本人提供）
穆薩江·麥麥提 26歲 新疆喀什人 在北京8年 賣切糕小販
“有人說我們的壞話，我也沒辦法。我靠這個(切糕)養活一傢人，這就是我們的生活。”
庫爾班江·賽買提 32歲 新疆和田人 在北京8年 紀錄片攝像師
“我不停地在做，但有時候，一個暴恐事件，所有的努力就都歸零瞭。”
阿利甫·亞克甫 26歲 新疆烏魯木齊人 在北京24年 北京某貿易公司職員、微博“在北京的新疆人”運營者
“隻要大傢彼此尊重，增進瞭解，隔閡是不存在的。我們現在的問題還是因為瞭解不夠。”
帕提曼·阿不力克木 29歲 新疆庫車縣人 在北京3年 中國傳媒大學博士生
“你盡力呵護的一樣東西老是被別人傷害，然後讓整個群體背黑鍋，讓別人都怕我們，但其實大部分的維吾爾人都是善良的啊！”
古麗(化名) 47歲 新疆伊犁人 在北京11年 北京某三甲醫院醫生
“每當得到病人的誇贊，感覺是為自己的傢鄉、自己的民族爭瞭光。”
5月22日，暴力恐怖活動再次打破烏魯木齊的平靜，新疆又一次以傷痕累累的姿態，步入公眾視野。
自2009年“7·5”事件後，很多人開始關註新疆，關註維吾爾族，但對這個神秘的地方，這群神秘的人，卻知之甚少，揣測頗多。
他們中的很多人，走出新疆，來到內地，在這裡生活，在這裡成長，也在這裡奉獻。離開傢鄉的日子，有辛酸，也有欣慰；有埋怨，也有理解。日前，中國青年報記者走近5位維吾爾族青年，還原他們在內地的生活。
“新疆人不光是賣切糕的、打馕的、烤肉的”
一提起新疆人，很多人腦海中都會有些固有的畫面：高高的鼻梁，深邃的眼睛，長而卷翹的睫毛，微卷的頭發上壓著一頂小花帽，或是包裹著各式頭巾……因為有著獨特的長相和裝扮，生活在內地的維吾爾族，極易在人群中被發現。
他們也會被定義為一些特有的職業，比如，賣切糕的。
穆薩江·麥麥提就是其中的一員。一周裡，穆薩江至少有3天會到國傢圖書館門前來擺攤。在北京街頭，穆薩江的“店鋪”隨人流而動。當旁人走近，他便咧開嘴，露出整齊而潔白的牙齒，熱情地問一句，“老板，來一點？”
這幾年，調侃切糕的段子此起彼伏，讓這個行當越發難做。
“你知道網上有很多關於維吾爾族和切糕的玩笑嗎？” 中國青年報記者問。
穆薩江輕笑瞭一下，“有人說我們的壞話，我也沒辦法。我靠這個養活一傢人。”他指瞭指自己面前的切糕，“這就是我們的生活。”
穆薩江來自喀什，今年是他在北京的第8個年頭。兩個兒子，一個5歲，另一個還不滿1歲。
18歲時，穆薩江來到北京，在南五環一處新疆飯館當幫廚。“烤羊肉串，我的手藝很不錯的，”他邊說，邊用雙手比劃著。
“我是個好廚師，新疆菜都會做。”穆薩江的理想和不少維吾爾族在外打工的年輕人一樣，開一傢自己的飯館。但北京高昂的房租讓一傢人望而卻步。“沒錢，就隻好先擺攤。”
沒有生意的時候，穆薩江便和旁邊的四五個同鄉用維吾爾語大聲地交談。當“交談”吸引瞭路人張望時，他們又異口同聲地換回瞭那句漢語，“老板，來一點？”
穆薩江的對面，是賣馕的柯爾克大叔，留著大胡子，看上去很像動畫片裡的“阿凡提”。來北京兩年，柯爾克還是一句漢語都不會。
“一句漢語都不會，他怎麼做生意？”聽到記者的疑問，穆薩江樂瞭。
“做生意嘛，需要什麼漢語。”他沖著柯爾克伸出三個手指，“一個馕3塊錢，你要幾個，跟他比劃就行瞭。”穆薩江說，也有難免產生誤會的時候，自己就是他的翻譯。
在很多人眼裡，穆薩江和柯爾克的謀生方式就是新疆人的標簽之一。一位媒體朋友告訴中國青年報記者，在她參加的一場媒體培訓會上，記者們被要求面對一組描述，直接說出心目中這些人的職業。當“一位戴著民族帽的維吾爾族人”出現時，下面所有人脫口而出，“烤羊肉串的”、“賣切糕的”。
“而我們不知道的是，正有幾位維吾爾族同胞坐在教室後排。老師介紹瞭才發現，他們有的是大學教師，有的是學者。”這位記者說，“這樣的思維定勢，媒體記者尚且如此，傳播給整個社會的維吾爾族人形象，豈不是更片面、更刻板？”
四川大學法學院教授周偉說，刻板印象通常是將這個群體中某一個類型、某個極端的情況，或個別現象放大而形成的認知，之所以存在，主要是因為彼此之間的不瞭解。
庫爾班江·賽買提就想打破這種刻板印象。
“我們新疆人不光是賣切糕的、打馕的、烤肉的，這隻是非常少的一部分。”
庫爾班江是一名維吾爾族攝像師，如今正在熱播的《舌尖上的中國2》，新疆部分的拍攝就有他的參與。
接受中國青年報記者采訪時，庫爾班江正在上海拍攝。他即將面世的書——《我從新疆來》中，將記錄100位新疆各民族人的故事。
“鏡頭中的人物用口述的方式，講述自己平凡卻不普通的故事，對‘新疆人’這個詞的異化進行著小小的抗爭。” 他在微博中這樣介紹。
然而，“昆明事件”的發生，打亂瞭他原本的計劃。“暴徒”，這個新貼在新疆人身上的標簽讓庫爾班江難受。彼時，隻完成瞭30個人的拍攝，但庫爾班江忍不住瞭，“不行，我必須現在就把這些內容發出來，讓普通百姓真正瞭解新疆人，讓他們知道，新疆人在各行各業作著貢獻。”
就這樣，醫生、律師、公司高管、工程師……庫爾班江用鏡頭記錄下來的人，在他的實名微博上一個個走瞭出來。
做著同樣事情的還有阿利甫·亞克甫，這個26歲的維吾爾族小夥兒，是微博“在北京的新疆人”的運營者。
“我是在北京長大的，希望搭建一個互幫互助、互相瞭解的小平臺，為內地的朋友介紹新疆，也為新疆的同胞介紹北京。”
2013年6月21日，阿利甫註冊瞭這個微博。截至今年5月25日，“在北京的新疆人”已經有14231個粉絲，發瞭727條微博。
“現在的粉絲是以新疆人為主，其實我希望能有更多其他省份的網友關註，因為確實有不少新疆之外的人對新疆有恐懼和隔閡，所以，我希望通過這個平臺宣傳新疆的風土人情，讓大傢看到新疆人是熱情好客、團結友愛的。”阿利甫說。
我從新疆來，跨越3000公裡去追夢
很多在內地的新疆人，都是先由一串問題開始，而後才被周圍的人所熟識的。
“你們出門都騎馬嗎？”“你們每天都要紮40個小辮子嗎？”“你們的衣服都是花衣服嗎？”“你們那裡都是沙漠嗎？”
2001年，帕提曼·阿不力克木離開新疆，到西北民族大學求學。和同學初識的日子，基本都在回答這類問題。
今年29歲的她，來自新疆庫車縣。父親在庫車縣人大常委會工作，母親是國傢二級舞蹈演員，雙胞胎哥哥是庫車縣公安局的一名警察。
“在庫車，我們這樣的傢庭算是教育背景比較好的。父母都是大學生，所以他們對我和哥哥的教育理念也很不同。”
帕提曼和哥哥從小就上的是漢族學校。上世紀90年代初，維吾爾族傢庭主動讓孩子上漢族學校的並不多。
“你們不要覺得自己和漢族同學有什麼不同，你們要和他們一樣優秀”。帕提曼說，這是父親在教育她跟哥哥時，常常掛在嘴邊的話。
帕提曼沒有辜負爸爸的期望，學習成績一直都名列前茅。一次，帕提曼和同學去一個小朋友傢做作業，小主人告訴傢裡的大人，“馬麗麗語文(漢語——記者註)考試得瞭第二名”。阿姨問：“那誰是第一名啊？”另一個同學說：“她，帕提曼！”說著大傢都看向瞭她。
“那時覺得特別開心，畢竟是漢語，並不是我們所擅長的，但自己還是把它學好瞭”。帕提曼笑著說。
研究生畢業後，帕提曼回到新疆教育學院任教，3年後，又來到中國傳媒大學攻讀博士學位。
古麗(化名)也和帕提曼一樣，曾經在新疆工作過，然後到法國留學，拿到瞭博士學位。回國後，進入北京一所知名的三甲醫院。
作為整個北京醫療系統裡為數不多的維吾爾族醫生，古麗已經習慣瞭早早被人熟識。
“你是外國人嗎？”
“不是啊，我是新疆的，我是維吾爾族。”
“哇，那你太厲害瞭，你肯定是你們民族特別優秀的人。”
這樣的對話，在病人與古麗之間進行過很多次。有時，病人還會沖她豎起大拇指。這讓古麗感到無比自豪。“感覺是為自己的傢鄉、自己的民族爭瞭光。”
比起高學歷的帕提曼和古麗，庫爾班江出疆的路途則要曲折得多。
因為父親生意遭遇變故。2001年，時年19歲的庫爾班江剛從博州師范學院中專畢業，就挑起瞭養傢的重擔。
“我是傢裡的老大，我得養傢糊口。”庫爾班江有一個在上大學的妹妹、兩個分別讀高中和小學五年級的弟弟。那時候的他，唯一的念頭就是想賺錢。
上學的時候，庫爾班江就喜歡攝影。回到傢鄉和田，在一所學校附近給別人拍照賺錢。此後，他又上石河子學藝，在烏魯木齊打工，再回到和田開話吧，做玉石生意。3年多的時間，一直在輾轉，直到結識瞭一對從北京來新疆拍紀錄片的夫婦。
這對夫婦，一個是漢族，一個是蒙古族，後來成瞭庫爾班江的幹爹幹娘。
2004年，父親重新振作接手瞭玉石生意。一直熱愛攝影的庫爾班江，便跟隨幹爹幹娘去瞭庫爾勒的胡楊林，拍攝《森林之歌》。
這是庫爾班江第一次接觸紀錄片。一年半的時間，片子拍完瞭。幹爹問庫爾班江，“你之後打算幹嗎？是繼續做生意還是怎麼樣？”
“我想上學。” 庫爾班江回答說。
2006年8月，庫爾班江告別瞭傢人，離開新疆，到北京廣播學院(現中國傳媒大學——記者註)做瞭一名旁聽生。
在學校的日子，庫爾班江把全部的時間都拿來“蹭課”。
“我的漢語也不好，以前上的一直都是維吾爾族學校，讀中專學漢語專業的時候，能講的漢語也不多。”
但庫爾班江很努力，聽課永遠坐在第一排，下課瞭，也不讓老師走，沒完沒瞭地問問題。學校的老師、校長都知道，有一個“這麼認真”的新疆小夥子。
“我不停地做筆記，老師說一句記一句，黑板上寫一個抄一個。”這對於一個並不熟悉漢語的維吾爾族少年來說，難度可想而知。
三年，庫爾班江記滿瞭17個筆記本。本子上，滿滿的都是維吾爾語、拼音、漢語的“混搭”。有老師看到他的筆記，笑著說，“庫爾班江，你寫的這個東西，誰都看不懂啊！”
暴恐來襲，也是他們不願訴說的痛
阿利甫在北京長大，是一名貿易公司“朝八晚五”的上班族。兩歲時，在新疆駐京辦工作的父母將阿利甫帶到北京。
盡管沒有怎麼在新疆生活過，但他心裡卻一直惦記著那個遠在千裡之外的地方。
初中時，阿利甫在北京青年宮學樂器，看到有希望工程的辦公室，便傻乎乎地沖瞭進去，“叔叔，在新疆捐一個學校要多少錢？”
“人傢當時覺得我是小孩子，就隨便說瞭個數字哄我，說最少也要10萬。”阿利甫笑瞭，但又認真地說：“我當時就想掙個10萬，然後到貧困地區蓋個學校去。”
阿利甫的童年，在新疆駐京辦的傢屬院裡度過。小時候，經常看見一些從新疆來北京看病或尋求幫助的窮人。“夏天，他們常在院子裡找個地方把毯子一鋪，躺著就睡瞭。”
這時候，阿利甫就會變成小“快遞員”。媽媽常會多做些飯，讓他下樓送給那些人。
去年，父母知道阿利甫在運營“在北京的新疆人”的微博，十分支持。
“多發佈一些可以幫助別人的信息，不能有過激的言論。” 阿利甫說，這是父親對他的忠告。
5月22日，新疆暴恐案發生時，阿利甫正在一個超市做市場調查。“叮”的一聲，他手機上的新聞APP推送瞭這條消息。
“第一反應是心如刀絞，對受難百姓特別心疼。” 阿利甫難過地說，“很多都是去早市買菜的老人，和我的爺爺奶奶一般大，就這樣死於非命，太慘瞭。”
這天，也是帕提曼即將答辯的日子，原本的安排是見導師確認一些細節。早上一睜眼，就看到新疆教育學院的教師群裡炸開瞭鍋。
“又出事瞭！”帕提曼心裡“咯噔”一下，立刻坐起來，翻看所有的新聞。
一條條新聞讓帕提曼的心情越來越低落。“有多少優秀的新疆人一代一代地努力，才有瞭現在這樣好的發展，我不知道這些人為什麼一而再再而三地去破壞？”
同樣讓帕提曼難過的，還有那種說不出的委屈。
“你盡力呵護的一樣東西老是被別人傷害，然後讓整個群體都背黑鍋，讓別人都怕我們，但其實大部分的維吾爾人都是善良的啊！”
獲知消息的時候，庫爾班江正在上海拍攝。“又封路瞭，爆炸瞭。”在烏魯木齊的朋友發來信息。
看著手機屏幕上的幾個字，庫爾班江說，那種難受的感覺無法形容。“幹什麼的心情都沒有瞭，就一直坐在外灘發呆。”
這不是庫爾班江第一次痛苦的經歷。2009年，他正跟著團隊在蘭州拍片，“7·5”事件發生瞭。
“當天晚上看到的新聞，不知不覺眼淚就下來瞭。”團隊裡隻有庫爾班江一個維吾爾族，一大屋子人都沉默瞭下來。
“他們都顧及我的感受，不知道該說什麼。”庫爾班江獨自走瞭出去，回到自己的房間，事後，他寫瞭一篇文章——《我們新疆依舊很美麗》。
但並不是所有人都可以理解。
在蘭州拍完片，庫爾班江回到北京。剛上地鐵，一個維吾爾族朋友的電話打瞭進來。那時候，“7·5”事件剛過去4天，兩個人用維吾爾語說著這件事，問候著傢鄉怎麼樣瞭。
庫爾班江註意到，打電話的時候，身邊座位上一個30多歲壯碩的男子一直盯著他看。走到國貿站的時候，男子要下車瞭。但車門打開的一瞬間，男子狠狠地往庫爾班江脖子上給瞭一肘。下車後，還轉過來恨恨地看瞭他一眼。
庫爾班江自己練過拳擊，還在新疆得過亞軍，下車和對方打一架一點問題都沒有。“但就在那個瞬間，我沖他笑瞭，沒有跟著下車。”
十幾天後，脖子上的疼痛消失瞭，但心裡的痛卻一直也好不瞭。庫爾班江把這件事告訴瞭幹爹。
“幹爹當時直接就親瞭我的額頭，他說，兒子，你長大瞭，你的力量表現於你的笑容，而不是你的拳頭，這就是你和他不一樣的地方。”
庫爾班江說，“7·5”事件後，自己開始感受到瞭一些異樣。
他的鏡頭下，有一個14歲的維吾爾族小孩。20多年前，孩子父母定居上海，他便在這裡出生、長大。
5月23日，烏魯木齊暴恐事件發生的第二天，孩子如往常一般來到學校，但同學們一看到他就大喊，“註意瞭！註意瞭！新疆恐怖分子過來瞭！”
他采訪的數百名新疆人中，有不少遭遇過繁瑣的安檢、不能住宿的情況，其中也有新疆的漢族人。
幾天前，一段視頻曾在網上流傳。視頻中，一位維吾爾人在機場安檢時被要求脫鞋，與安檢人員起瞭爭執。
古麗說，這樣的狀況她遇到太多次。“特別是出國的時候，我的護照會被翻來覆去的看好多遍，問我是幹什麼的，出國幹嗎去？”
古麗最不能忍受的，就是這種擺在明處的“特殊對待”。
一次，古麗去外地開會，到酒店登記住宿。
“我把身份證遞給酒店的前臺，那個小女孩看瞭看，接著就打電話給警察，說這裡來瞭個新疆籍的。”
古麗很生氣，對小女孩說，“你這個工作方式有問題。我入住酒店以後，你覺得有任何問題再打給警察都可以，但請你不要當著我的面進行這種歧視行為。”
古麗已經記不得自己因為類似的事情投訴過多少次。
“對暴恐事件，作為一個普通人，我肯定是深惡痛絕的。我肯定不願意聽到別人談起自己的傢鄉都是那種害怕、厭惡的語氣。”
“我不停地在做，但有時候一個暴恐事件，所有努力就都歸零瞭”
帕提曼也遭遇過不被信任的不快。但讓她欣慰的是，身邊的朋友都很挺她。
5月24日下午，是帕提曼博士畢業論文答辯的時刻。答辯會上，她的論文得到瞭答辯委員會專傢們的一致認可，被評為“優秀博士畢業論文”。
致謝時，帕提曼幾度哽咽，流下瞭眼淚。
“不僅是因為順利畢業瞭，而是真的很感謝我的導師，從錄取到培養我，她從沒因為我是維吾爾族就對我特殊對待”，帕提曼眼裡再次濕濕的，“導師常說，其他漢族同學能做好的，你一樣能做好，甚至更好。這是對我的信任，這對我意義重大”。
帕提曼說，熟悉她的朋友都對她講，“如果是帕提曼，我們誰敢相信你會拿著所謂的武器去傷害別人呢？一定不可能嘛！”
到現在，穆薩江還能想起自己來自貴州的“漢語老師”。剛來北京的時候，穆薩江一句漢語也不會講，同在餐館打工的貴州朋友主動要教他。
“從盤子、爐子、碗，一個一個詞開始學的。” 穆薩江摸瞭摸頭，有點不好意思地笑瞭笑，“沒學好。隻會說，不會寫，也不會認。” 後來，“漢語老師”為瞭生計，換瞭上班的地方，再也沒見過。
穆斯林飲食上有講究，在內地生活就會有很多不便。
“但我的同事從來沒覺得我麻煩，都很照顧我，隻要是一起吃飯，一定是去清真餐廳。” 阿利甫說。“隻要大傢彼此尊重，增進瞭解，隔閡是不存在的。我們現在的問題還是因為瞭解不夠。”
“刻板印象需要整個社會正確地對待，需要媒體正確的傳播和政府的支持”，周偉認為，但我們目前做的遠遠不夠。
“就拿影視作品來說，以前六七億人口時，熒幕上還有《冰山上的來客》等影視作品。如今，人口翻瞭一倍，少數民族題材的影視作品卻越來越少，絕大多數都是關於漢文化的，但我們國傢本身是一個多民族的文化啊，應該突出這種多樣性。”
周偉說，這種多樣性也應該體現在主流媒體上，比如，在更多電視節目中配維吾爾族主持人。
“這是一個思想觀念上的問題，還是要在思想領域內解決。”周偉說，隔閡的消除，將會是一個長期的過程，需要全社會的努力，潛移默化地改變這個現狀。
庫爾班江就在做著這樣的努力。從2007年開始，他的攝影展、紀錄片等文化活動，主題幾乎全是新疆。
在一次國傢圖書館的展覽裡，他把一整個維吾爾族傢庭都搬瞭進來。參觀者不僅能看到照片，還能免費吃到新疆的幹果、馕，聽到維吾爾族的木卡姆音樂，欣賞維吾爾族的手工藝品。
“我不停地在做，不停地在做，但有時候，一個暴恐事件，所有的努力就都歸零瞭。”
“5·22”暴恐案發生後，一名網友加瞭庫爾班江的微信，給他發來一條信息：你的付出和你的努力，經不住一個暴力事件，何苦？
庫爾班江感到心酸，但他不想放棄。
幹爹和師傅也分別打來電話，囑咐他，庫爾班江，你不能受影響，別想。
“我現在最重要的打算，就是盡快把《我從新疆來》這本書寫出來。”庫爾班江說。
(原標題：維吾爾族青年在北京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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